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彭丹妮

發于2020.4.13總第943期《中國新聞周刊》

截至4月7日上午8點，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新冠疫情數據，德國確診病例超過10萬，英國的這一數字為5.2萬，不僅低于德國，還低于意大利、西班牙等歐洲其他國家。看統計數據是我們了解一個國家疫情的最主要辦法，但僅從數字表面讀出“德國疫情比英國似乎嚴重得多”的結論，這符合真實情況嗎？

當地時間4月8日，美國舊金山灣區民眾在位于福斯特城的Costco超市外排起長隊，等候購買物資。近日，這家Costco超市采取限流措施以阻止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前來購物的顧客需排隊分批次入內。 中新社記者 劉關關 攝

多位專家表示，比較疫情中各國的數字有誤導性，甚至是危險的。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希拉·伯德是著名的生物統計學專家。她說，病例檢測和報告體系甚至在國家內部也不一致，更不用說在國際上了。關于誰接受測試、在何時何地檢測的規則可能都會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也不一定會及時、準確地體現在不同政府發布的數據中。

在英國，政府說當前衛生系統沒有足夠的能力檢測每一個出現新冠癥狀的個體，因此只有病情嚴重到需要去醫院尋求治療的人才會得到檢測，在這種情況下，顯然很多癥狀輕微的人會被排除在感染者統計之外。相比之下，在德國，任何出現流感樣癥狀的人、過去14天與確診病例有接觸的或者去過高風險地區的人都能得到檢測。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傳染病動力學中心教授馬克·利普西奇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撰文指出，如果醫療服務范圍或實驗室檢測能力瓶頸等問題限制了我們對確診病例的計數，或者如果只對重病例進行檢測，則對確診病例的簡單計數可能是疫情發展軌跡的誤導性指標。人們相信，數字就像它一貫象征的理性那樣，準確、可靠、不容置疑，比絕大多數文字描述和個人體驗都更有力。但流行病統計學家與數學家們提醒，當談到新冠疫情的時候，只看數字可能非常危險。

如果英國突然開始對更大規模人群進行檢測，并發現新病例大幅增加，這并不一定意味著疫情傳播得更快；同樣，如果一個國家達到了檢測能力上限，它可能會突然報告新增病例的下降，而這些，都是誤導性的數字。“危險在于，我們依賴這些數據，并假設它們能準確計算出感染的總人數。”英國沃里克大學副教授邁克·蒂爾斯利說，人們需要關注到數字背后更大的圖景。

薛定諤的數字

人們每天最關心的數字——新增確診病例，是否如所想的那樣，就是當天感染的人數嗎？什么叫“確診”，各國是一個定義嗎？如果一個人核酸試劑檢測結果呈陰性但是試劑盒靈敏度只有60%呢？如果一個人今天發病5天后才得到檢測結果，那他屬于哪天的新發病例呢？

3月27日，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和生物統計學分部主任高本恩等人在醫學論文預印本平臺medRxiv網站發表題為《改變COVID-19病例定義對中國大陸流行曲線和傳播參數的影響》一文。文章梳理了中國新冠肺炎幾次“診斷標準”定義的變化，通過建模分析發現，當這一定義從第一到第二版、從第二到第四版、從第四到第五版改變時，確診人數分別增加了7、2.8和4.2倍。他們估計，如果整個疫情期間使用的是第五版的病例定義，那么到2月20日屬于“確診者”的人數將高達23.2萬例。

如果不把這個人為因素考慮進去，只是看到表面上的數字變化，那么高本恩等人指出，在傳播參數的計算上就會有一系列連鎖反應，包括高估疫情增長率，進而高估基本傳染數R0的數值。比如，廣東省疾控中心2月13日的一篇文章計算出全國新冠肺炎的R0值高達4.5，但現在普遍認為，R0數值應該在3上下。

由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系統科學與工程中心(CSSE)一年級的博士生董恩盛等人發起并維護的一個數據可視化地圖，只是整合世界各國最新的確診、死亡和恢復病例等簡單數據，就引起每天超10億雙眼睛的關注。董恩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盡管多數時候他們都是引用各國官方數據，但也遇到過采納何種標準來計數的問題。比如，早期美國疾控中心統計的“確診病例”需要核酸檢測呈陽性加上CDC認定才算是確診，但他們采用的是“推定陽性病例”的估算方式，即由州或地方實驗室確認的第一時間的病例，但未經CDC證實，因此數字有時要比CDC大一些。

美國田納西比州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傳染病專家威廉·沙夫納3月9日說，我們對于新冠肺炎還在不斷了解中，所做的數據統計還處在初步階段。“(現有數據)全都是估計。你所在的國家認為什么是一個新冠病例？各種病例定義之間差別很大。”

多位專家指出，COVID-19在中國被稱作新冠肺炎，在國外大多叫新冠感染，因此在中國，無癥狀感染者并不屬于確診病例，而是單獨計數。根據世衛組織的定義，“無論有無臨床體征和癥狀，經實驗室確診感染新冠病毒者”均為確診病例，歐洲也采用這一標準。

“無癥狀感染者”的數據又是另外一個謎。比如，一個常被引用的數據來自2月13日發表在《國際傳染病雜志》上的文章。該論文對從武漢包機撤離的565名日本公民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撤離者有13人感染，其中4人為無癥狀感染者，比例為30.8%。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原院長姜慶五對此就指出，這個樣本量太小，如果再多一個人為無癥狀感染者，比例就增長到38%。

死亡人數好確定嗎？據英國BBC報道，該國衛生部每日通報的，是當日多少新冠病毒檢測陽性者死亡，包括感染新冠病毒但可能死于其他疾病的人數，而英國國家統計局的計算方式是看死亡證明，里面寫了死者的直接死亡原因及可能原因，只要懷疑和新冠有關，就都統計上。

在美國，截至4月5日，公開信息顯示超過9400人死于新冠感染，但是多個領域的專家們認為這是被低估的數字。由于沒有統一的系統來報告新冠相關的死亡，而且檢測能力持續短缺，一些州和郡縣的死亡人數統計標準是模糊的。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聯邦政府預計在2021年之前都無法知道因新冠死亡的最終人數，因為美國要到那時才公布主要死亡原因的年度匯編。

“流行病受生物學和社會學因素共同影響，每個基本要素都是一篇科學論文，都是一個研究課題。”姜慶五說。比起簡單地計數，高本恩認為我們需要的是找到一個更好的追蹤傳染病進展的方法。

病死率：不是簡單的除法

所有人都想知道這種冠狀病毒引起的疾病有多致命，它的術語是病死率，簡單地說，就是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數，除以感染該疾病的總人數。美國天普大學數學教授約翰·艾倫保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死亡人數相對來說是明確的，但由于檢測不足，尤其是缺乏隨機檢測，感染者人數依然未知，他把這個叫做——“分母之謎”。

意大利因其高病死率引來媒體關注。意大利衛生高等學院的研究人員3月23日在《美國醫學會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分析了該國高病死率的三個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與分子有關：意大利的病死率統計囊括了核酸檢測中陽性患者死亡的發生，無論他的死亡是否是因為基礎疾病導致的。而意大利衛生部科學顧問近日指出，在頒發的死亡證明中，只有12%的死亡原因與感染新冠病毒有直接因果關系。

再來看分母。美國斯坦福大學流行病學教授約翰·約阿尼迪斯近日撰文指出，目前為止掌握的有關多少人感染以及這個流行病如何進展的數據“完全不可靠”。“我們不知道沒有被捕捉到的感染者是3倍還是300倍，因為新冠暴發3個月之后，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都缺乏對大規模人群進行檢測的能力，而且沒有一個國家有關于該病毒在有代表性的隨機樣本中流行情況的可靠數據。”

根據公開信息，截至4月1日，冰島總測試人數已超過1.95萬人，總測試人數接近總人口的5%，這個比例已遠遠高于全世界任何國家。換句話說，截至4月1日，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的檢測人數超過其人口的5%。

美國早期在檢測問題上多次延誤，使得美國公布的感染者很少。截至4月7日早上8點，美國已知的確診人數是36.75萬，是全球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但這離真實情況有多遠仍未可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教授、艾滋病“雞尾酒療法”創始人何大一在4月3日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舉辦的一場新冠疫情分享會上表示，美國大約三分之二的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說明現有的檢測數量遠遠不足。

信風科技創始人兼CEO陳劍也參與了這場分享會，在疫情期間他一直進行相關模型預測。他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何大一提到的“三分之二”叫確診率，盡管這不是流行病學的基本指標，但是可以用來衡量一個地區檢測不足的程度。以中國湖北省外的數據和韓國為參照，他認為檢測25~30人中有1個人確診(3%~4%)是比較合理的數據，低于這個數字，比如香港之前的80:1，說明檢測規模有點過大了；而高于這個數字，說明檢測是不充分的，美國能達到這個合理比率的州寥寥無幾，包括檢測人數最多的紐約州，因為感染人數太多，所以比率還是很高。

在非洲，截至4月3日下午，49個國家報告出現新冠確診病例總計7123人，死亡289人，但這些國家幾乎沒有自產新冠病毒檢測設備的能力，確診總數如何更是未知數。

即便很好地控制分子和分母，依然有別的計算“陷阱”要警惕。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指出，若粗略地將新冠累計死亡人數除以累計確診患者總數得出病死率，是完全錯誤的計算方法，“因為分母中有不少為近期確診病例，他們病程剛剛開始，無法判斷之后究竟會康復還是病情惡化而亡。”他帶領的團隊3月6日發表的研究結果認為，新冠肺炎的病死率上限為1.4%。

“根據我們到目前為止的了解，新冠肺炎的致死率似乎不如最近幾十年來演變為主要流行病的其他冠狀病毒感染和疾病。但隨著更多數據的來臨，我們對情況的認識也可能需要改變。”約翰·艾倫保羅說。

警惕簡單比較

“目前來自不同國家的數據有很大的偏差，因此這些數據不能直接進行比較。”德國烏爾姆大學流行病學和醫學生物統計學研究所主任Dietrich Rothenbacher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真實且可以比較的數字來自一個定義明確、系統且具有代表性的樣本。

但當讀到下面這段話時，我們依然克制不住比較的“誘惑”。據《時代》周刊3月30日報道，德國最新確診人數超過6.3萬，是受疫情沖擊最嚴重的前五個國家之一，但是只有560個人死于這種疾病，意味著它的病死率僅為0.9%，是世界上死亡率最低的國家——尤其是當意大利確診者的死亡率高達11%時，這個數據看起來有些異乎尋常地低。到了4月6日早上，德國的這個數字依然保持在1.6%，分別低于意大利的12%，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的10%，以及美國的3%。

實際上，德國正是在發現感染者方面跑得最快的國家之一。德國烏爾姆大學流行病學和醫學生物統計學研究所主任Dietrich Rothenbacher認為德國的低死亡率與其寬泛的檢測有關。早至1月，德國便是最早開發出一種檢測新冠病毒可靠方法的國家之一。由于德國的衛生系統在州一級進行管理，因此不受中央監管機構的限制，私營企業迅速開始大規模生產檢測設備。現在德國每周可以完成16萬例樣本的檢測，遠高于歐洲其他國家。盡量檢測出病毒感染者，等于把“分母”變大， 從統計上“降低”了病死率。

反觀意大利，在疫情早期階段，意大利起先實行的是廣泛檢測策略，與感染者有過接觸的人無論有無癥狀都進行檢測，但該國衛生部于2月25日決定將這個檢測池縮小：優先考慮對需要住院且臨床癥狀更嚴重的懷疑患者進行檢測。這種檢測政策帶來了很高的陽性結果比例，截至3月中旬，這一數字為19%，并且病死率顯著增加——因為癥狀較輕的，也就是死亡率較低的感染者沒有納入到分母中。

即便是不討論“統計之外”的數字，簡單將已知的死亡人數和確診人數做除法時，這個數字依然是不能比較的。“沒有一個指標可以讓我們比較不同國家的情況。”英國沃里克大學副教授邁克·蒂爾斯利說，死亡率可以看出每個國家情況的嚴重程度，但國際比較很復雜。在獲得醫療資源、基本健康狀況甚至人口年齡結構方面，沒有任何兩個國家是相同的。

對此，世衛組織突發衛生事件規劃執行主任邁克·瑞恩舉例說，韓國的新冠暴發與一個教堂有關，所以感染者的年齡分布要比在意大利北部的更低；而在長期護理中心暴發時，平均感染者年齡會高很多。

2019年，意大利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年齡在65歲以上，而中國這一年齡結構占比只有11%。截至3月中旬，意大利的總病死率為7.2%，遠遠高于中國同期的2.3%。意大利衛生高等學院的研究人員指出，如果將年齡分層，從0歲到69歲，這兩個國家的病死率是相當的。比如，根據世衛組織-中國聯合考察團的報告，中國經實驗室確診病例中，80歲或以上的老人死亡率為21.9%，意大利這一數字為20.2%。

在韓國，大約三分之一的確診病例在30歲或以下，死亡率為1.6%。盡管德國與意大利的人口有相同的平均年齡，但大量檢測將德國感染者的平均年齡拉低至46歲，意大利的這一數字為63歲。

陳劍說，除了統計方面的原因以及年齡結構外，他指出，意大利高死亡率的原因首先是重癥的醫療條件跟不上。在意大利北部，一度有超過1200個病人涌入重癥監護病房，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雖然意大利的ICU病床數在歐洲并不算少，大概每10萬人12張，但因為疫情是集中在某一個地方暴發，所以全國的病床數沒有辦法運用起來。相比之下，德國這一數位為28，荷蘭為7，在印度這一數字大約為6.5。陳劍分析，中國這一數字僅為3.6，并不高，但是火神山和雷神山的快速建立彌補了這個缺陷。

當問及數學家約翰·艾倫保羅，在此次疫情中，科學家們還應該在哪些最有價值的數據上繼續努力時，他列出了一堆數據，包括疾病對不同年齡、經濟地位、性別的影響，醫療設施可及性與疾病的關系……“無論我們多么想知道一切有關冠狀病毒的事實，可我們仍然有很多未知，而且我們應該接受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不適感。”

《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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