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將盡，草木褪去青嫩之色時，“立夏”便來了。

“立夏”，是二十四節氣里的第七個節氣，也被視為夏季之始。當此之時，“斗指東南”“萬物至此皆長大”，太陽高高照在頭頂，陽光充足，雨季也將隨之而來，是農作物能茁壯成長的好時節了。《禮記·月令》里記載，立夏時“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前三句，剛好是“立夏”的三個候應——螻蛄、蟈蟈開始鳴叫，蚯蚓從土里鉆出，鄉間田埂上瓜菜開始結果實。俗語有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此時不勞作，要待何時呢？

翻閱民俗典籍，在《荊楚歲時記》《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中，沒有發現關于“立夏”的專章書寫。是不是古人對這個節氣不夠重視？其實并非如此。從《后漢書》一直到《宋史》，正史里都有“迎夏”的記載。《后漢書·顯宗》里的記述頗為清晰：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旗服飾皆赤。意即皇帝率文武百官到皇城南郊迎夏，舉行迎接赤帝祝融的專門儀式，禮服、配飾、馬匹、車旗都要是朱紅色，以表達對豐收的希望。這說明古時官方對這個事關農桑的節氣十分重視。

那么在文學書寫中，這是一個怎樣的節氣呢？古代詩人們對它態度不一。春光將逝，未免有惜春的傷感，于是有趙友直的“鶯啼春去愁千縷，蝶戀花殘恨幾回”（《立夏》），有陸游的“余春只有二三日，爛醉恨無千百場”（《立夏前二日作》）。夏日將來，瓜果漸熟，于是也有迎夏的恬淡與喜悅，如司馬光的“歡趣何妨少，閑游勿怪稀”（《四月十三日立夏呈安這》），如文天祥的“一陣弦聲好，人間解慍風”（《山中立夏用坐客韻》）。

及至近時，當文人們不再如古代詩人般將情感高度投射于四時變幻之中時，對“立夏”的態度則更為豁然了。夏季，是老舍筆下的時節最熱、口福最深，是梁實秋筆下的滋味醇厚、冰涼沁人。有趣的是汪曾祺老人，對蟲兒情有獨鐘，專門寫了《夏天的昆蟲》：蟈蟈，“長得粗壯結實”“就是會呱呱地叫”；蟬，有“海溜”“嘟溜”“嘰溜”之分；蜻蜓，綠色、灰藍色、紅色；刀螂，“顏色和脈紋都很美”。這些都應了“立夏”三候里關于蟲子的描述。

“四月八日”“在京七十二戶諸正店，初賣煮酒，市井一新”，“是月茄瓠初出上市”“時果則御桃、李子、金杏、林檎之類”，《東京夢華錄》里雖沒有關于“立夏”的專門記載，卻也不乏當時民俗的記錄。在一些地區，“立夏”之日，至今仍延續著久遠的“掛蛋”“吃烏米飯”“嘗三鮮”等傳統，說明節氣不僅屬于自然，更屬于生活，屬于深深根植于我們習俗中的傳統與文化。

春夏輪替，四時合序；農事紛繁，蠶桑大忙。聆聽天地間鳴叫的蟲兒，侍弄田埂上將熟的瓜果，是立夏之時，我們尊重自然、將自身融入節氣的嘗試，也是中華文化“天人合一”特征的體現。（作者 韓 寒）